【中國上海網】代表委員談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

訪談嘉賓:全國政協委員,中國科學院院士、上海中醫藥大學原校長陳凱先全國人大代表,上海華誼(集團)公司副總裁
訪談記者:王霞
  激勵機制不全,可能害了整個產業
  記者:最近社會上也開始漸漸形成一個共識,要讓創新者“名利雙收”。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要加快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,使創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。這項改革的迫切性有多高?
  陳凱先:我們現行的制度,在科研經費中能用于“人”的費用是很少的,只能用于“物”。評價體系中也很少強調實際應用方面。主要的激勵就是科研成果轉讓產生的效益,而這塊效益中能用于個人的比例又是很小的??傮w而言,個人的科技創新成果同經濟利益之間的關聯度并不大,導致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并沒有充分發揮。
  王霞:“名利雙收”這個提法道出了本質。過去我們的分配體制里沒多少差異化,生產、銷售、管理、研發等等都吃一鍋“大鍋飯”,激勵不充分。在制造業對創新的需求還不那么迫切的時候,這沒什么問題。但今天企業面臨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,必須找到差異化的競爭方式,必須要靠技術創新。如果依然延續老的分配方式,做好做壞一個樣,根本不可能調動起人才的積極性,更不可能有持續創新。
  記者:人們普遍感覺,之前“體制內”對創新者的激勵是不充分的。這是否是社會創新活力不足的根源?
  王霞:至少企業需要意識到,創新激勵機制如果不完善,傷害的不是某一個創新者個人,而是整個企業、甚至整個產業的創新動力。在國企激勵不足的情況下,研發人員很容易被挖走;而如果你的研發骨干流失了,企業的前期投入很可能打了水漂。今天許多大型國企都碰到這個問題,必須去面對和解決。
  陳凱先:從科研人員的角度,我們的評價體系依然按照基礎研究的套路,而不夠重視實際應用。也就是你從事創新成果產業化獲得的收益,可能還不及你寫一篇論文、評一個職稱的收益來得快、來得穩定。于是即使是應用學科,許多人的大部分精力也放在了寫論文、評職稱上。對創新而言,這顯然是可悲的。
  激勵并非只有一種方式
  記者:社會上有一種普遍的擔憂:國有企業或科研機構內的創新人員,如果他們以職務身份進行創新而獲得巨大收益,是否意味著國有資產的變相流失?
  陳凱先:我們的確有這樣的顧慮,從改革的角度也需要十分謹慎。但有一個觀念的變化或許是應當提倡的,就是一旦讓創新人員個人從創新中獲益更多,國家的獲益也會更多。
  過去通常認為科研人員的發明都是職務發明,個人只是專利的發明人,專利所有權歸單位。國家拿到的錢只是創新成果轉讓的轉讓費,這一塊數目其實不大,成果數量也會影響。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比例,在所有權方面給予個人部分權利,那么創新成果的產生速度、數量尤其是產業化程度都會大大提升??赡苜~面上國家拿到的轉讓費少了,其實一個產業發展起來的收益會比轉讓費大得多。從這一點上,我們需要有一點遠見。
  記者:如果這不是一個無解的矛盾,有具體的突破策略嗎?
  王霞:簡單地說股權激勵,還是會有些矛盾。創新的錢是國家投的,你個人價值多少,國有價值多少,沒有一個公允的市場平臺來估值,因此無法輕易分紅。
  有一種突破方式,就是讓研發系統在企業運行中相對獨立出來進行評估。我主張建知識產權交易市場。有了這個市場,創新成果成為商品,接受市場評估、對研發投入獨立核算,就可以進行流通。比如我技術轉讓了5個億,研發成本算下來是3億,那么2個億的凈利潤就是可以拿出來分成的。凈利潤這塊是增值,不會有太多異議。這方面,上??梢韵刃邢仍?。
  同時,激勵并不只有股權激勵一種方式。2006年財政部、發改委等6個部門關于技術創新骨干的激勵曾經發過一個文件,2013年上海張江最早推出的激勵辦法就體現了這個文件的精神,除了股權激勵,也包括專門的績效獎勵。如果股權激勵一時半會兒有難度,不妨從績效獎勵層面改起。
  記者:績效激勵有哪些做法?
  王霞:華誼集團已經借鑒了張江的做法。一個項目研發要花七八年,有小試、中試等等階段。我們不能等到全部成果出來后再激勵,怎么辦呢?就設立目標獎,每實現一個階段性成果,就獎勵,一旦技術突破,不能產業化的我們就轉讓,把轉讓收益的一部分拿出來獎勵研發人員;能夠產業化建成投產的,則拿出一定比例的凈利潤來獎勵研發人員。
  我們這個獎勵兌現不是當期兌現,是三個三分之一:三分之一當年兌現,三分之一10年以后兌現,三分之一留到你退休時兌現。對研發人員,每個人可以有一個獎金池,你做多少個項目有多少獎金可以在里面沉淀,到你退休可以有一筆很可觀的收入。這樣的激勵可以給科研人員一個穩定的期待,也更有利于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。
  薪酬制度可實行“雙通道”
  記者:就企業而言,除了專項激勵,還有什么制度能保證研發人員安心地留在研發的位置上,而不是被其他因素牽制?
  王霞:關鍵是要提供給創新者一個體面的、不用操心的生活條件。我們的薪酬制度需要改革,對一般科研人員,應該實行“雙通道”的收入分配系統。過去很多人靜不下心來搞科研,他有一點成果,就要拼命想辦法做官,因為升官了才能漲工資。要把這些人穩定下來,我們應當把技術和管理序列分開。有技術專長的人,不用升官,也能享受相應的待遇,比如首席工程師可以跟公司副總一個待遇。這樣科研人員就能夠安心做科研,創新的動力會得到保護。
  記者:在國外,創新者個人利用創新成果創業、直接享受產業化成果,也是獲取利益的通行方式。這方面,我們還有什么工作可做?
  陳凱先:我們目前還沒有好的制度來激發創業沖動。去年11月我參加一個科研會議,講納米藥物在抗腫瘤藥物中的應用。國內許多有名的高校和科研機構都拿來了很好的論文,研究成果得到了國際上的高度評價,但沒有一個是往應用方面走的,完全封閉在學術圈里。在國外,既然是好的發現,就要想著有什么用,相應地科研人員出來創業是再正常不過的。像斯坦福大學就鼓勵科研人員把創新成果第一時間拿出去創業。
 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“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”,我們能不能允許科研人員用他的成果來創辦公司?可以人繼續留在研究所做研發,公司由專人來運作。我所在的研究所正在做這方面的嘗試,我們鼓勵科研的同時進行創業,回過頭來這會大大解放我們的科研生產力。在應用學科領域,如果每個科研人員都有創業動力而不是成天埋頭寫論文,顯然對整個國家的創新更有好處。

(原載于《中國上海網》2015年3月13日 作者:王霞)